2001年是我踏入传媒圈的第一年。那一年2月我在广州珠江南岸中山大学校园旁边的下渡村，花几百块钱和同学租了一个农民房。天热得很快，穿街而走的老鼠和大排档上的炒河粉一样散发生机。
广州大道中289号的南方报业是那时的圣地，无数新闻热血青年像奔赴延安一样，鱼贯进入那座其实充满机关感的大楼。只是花木的气息提醒人们，这里是南方，因为热力，因为抑制不住的冲动，一些事情注定会有所变化。
作为创办四年的一份崭露头角的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全年的广告额迅速相当于半个央视。在南方报业16楼，你能够正常的看到时任总编辑程益中激情洋溢的战斗檄文贴在走道上：“《广州日报》就是一条疯狗”，在突然全面打开的市场化媒体竞争环境中，新闻人的好胜心展露无遗，也推动了更多优秀报道的发生。
在21楼，只有高中学历的龚晓跃率领一班不知道从哪里汇聚而来的青年，创办了《南方体育》，用极端文青的语言，挑动性地描绘体育，一场赛事，或者一个明星，甚至一则花边新闻。
我去《南方都市报》报到的时候，10平米出头的办公室里坐着三个“老师”，一位姓何，大概是江西人，他是主管汽车版面的编辑，一位姓邱，湖南人，圆脸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眯眯的，虽然很努力地剃须，但胡子还是顽强地布满他的脸庞。还有一位长着四环素牙的女记者，什么商业条线都做，当时这类版面叫做“产经”。
实习是一种自生自灭，老师们有一种你自己能做到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感觉，但又很友好，女老师偶尔叫我替她去跑一两场发布会，也没有和我要回会上发的车马费。邱老师带我去跑过一两次家电还是汽车展会。一个经济大潮开始涌动的时代，中国加入WTO，众多的外资涌入中国，都想通过这一些都市报版面影响万千人家，编辑记者是一个待遇优厚的中转站。
我很快在版面上发表文章，学会了一点商业媒体的套路。在一个有自驱力的产业面前，一个资质普通的人也能被带着往前走。我很快想接受新的挑战，找到一位中学师兄，让他推荐我去《21世纪经济报道》实习。在那里我进了IT组，这是我继大二在游戏网站打工之后的又一次互联网启蒙，那时我报道的大多数是硬件，比如英特尔、高通和诺基亚。
我和实习的同学看着比我们大不到十岁的沈颢和龚晓跃意气风发地主政着一份新报纸，很难想象再过十年我们能有机会复制他们的辉煌。人生茫茫，即将踏入新闻生涯的年轻人，那时还相信着新闻会是一辈子的事情。南方报业，看上去是多么的颠扑不破。
医院门口有菜市场般的热闹和蒸腾，有时连床带病人就停在路边。大概医院有点陈旧，条件还未改善。人在自己或者家人患病时的那种焦急、奔突的情绪，叠加起来是很大的气场。每天路过，我总要经受一波冲击。以至于去到旁边29楼上我的小办公室还是心有余波。
最初确实有兴奋，从之前熟悉的编辑部和大学办公室突然闯进一个商业世界。我们在专门的电话室里面打concall，那个机器有着飞碟的形状。在拨了一连串神秘号码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些头衔大得惊人的人物的声音，亚太区CXO，全球XXX，又或者他们代表的公司家喻户晓，金字招牌。哦，现在你在和他们一起工作，不只是报道他们了，摸得到商业引擎发动机滚烫的外壳。
在那时，公关是一种依存于传统媒体的工作。媒体是一种权力，尽管在中国它有所削弱，但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里，舆论还是能引发一些风浪。百余年来，商业创造了巨大的网络，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承受着触角越多带来的越大风险。所以它需要这样一班公关人员，来持续发布自己的声浪，也维持一种舆论生态，防范不经意间可能降临的风险。
这班公关人员虽然大多数从属于agency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但是在公司文化上必须和他们的客户保持一致，他们身上的衣着是商业世界的，但是打交道的人士确实三教九流。特别是和颇有点江湖气息的媒体交手，其实是一场不可控的冒险。因而他们也吸纳了很多从媒体转行过来的人，知根知底。
只是，在近乎我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上海办公室，我没获得新客户的能力，我能做的就是协助老板维护好现存的客户。他们有来自美国、德国、荷兰等等的银行机构，偶尔老总会飞到上海落地做一场发布会，或者是午餐会。我记得有一位德国老总，对我所建议的记者午餐会上，翻译员忙于工作而没有来得及对放在她面前的美食动一筷子而感到不悦。
但是每周一早上的电话例会，我还是得假装报告自己又接触了很多新的线索，因为过于日常的维护工作不值一提。总是新的客户，新的苗头让老板听起来比较兴奋。到了下周，还可以炒炒冷饭说，在持续跟进中。
我获得了去英国留学前近三倍的工资，做的事情大概是之前的一半。但关键是，这些事情都没太多兴奋。每个人更担心的是出错，因为出错可能会丧失客户，而平庸一般不会。
在办公的间隙，我怀念写作，怀念采访，想采访上海这个看上去很大的城市里形形的人，特别是我的同龄人。他们也是这样的教育背景出来，走到三十岁左右，在各自行业做过八年十年，就有咋样的不同状态了，以后又将往什么样的不同方向去？
采访并不是很难的事，对我来说，约上朋友聊聊，更正式一点而已。还可以有机会理清楚朋友一路以来的思考。我就自己搭了一个网站，叫“中国三明治”，发布这些访谈，也发朋友们的一些写作。很多人觉得这样的采访、文字，最终能有什么能耐啊？因为受访者都是素人嘛，也就是一种人间百态而已吧？
在创办三明治的半年后，我就辞去了开头的那个公关公司的工作。发送辞职邮件的时候，我是在申请休假的一天，难得听到自家窗外的鸟鸣之下按下鼠标的。当时我没有找下家，家里却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
在离开公关公司之后，我重返媒体，去了《外滩画报》。在2012年我连续采访了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的总统大选和诺贝尔奖颁奖现场。短暂地弥补了早年入行时未能四处行走操作人物和时政报道的遗憾。在2013年我成为了一份周刊杂志的主编。
在34岁这里成为主编，却发现整个新闻行业已经如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即将沉没了。新闻业的人士都坐上了小艇，各自突围。
五原路是一条不长的马路，东西不过一公里左右。2003年当我来上海的时候，它仅仅是我工作所在的常熟路附近一条分叉的小马路。我几乎从未细致地走过它。而在2014年1月的一个傍晚，太太小创带我来这里看一个房子。
梁上还有吊扇，八九十年代的木沙发有一种南方老宅的亲切感，但又有上海独有的潮湿。站在临小院子的小过道望了一下天，我感觉到这里还是有一点文脉的。之后数年间，在看房子这件事上，我往往只能用“气”去感受，捕捉一点点做决定的依据。
当时，我们住在离市区十公里开外的半郊，房租5500，有三室一厅。但是却要花15000元来租这个市区破旧的两房零厅，和小创各自“创业”。
我其实没什么业可以创，只不过想变成一个自由写作者，以及帮助更多人愿意尝试写作。“三明治”公众号也开始运营了，有两个实习生帮我。那一年我35岁，把自由当做给自己的礼物。
自由之后，时间开始变少了。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登门来访，好奇地问你几个问题，一个下午就过去了。为了招募给三明治写稿的业余写手，我在2014年的三月聊了几十个志愿者，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后来收成也寥寥。
还有一些创业者偶尔也会过来聊两句，翻转电台的李厚辰那个时候还在做“享借”——一个高度理想化的项目。我半信半疑地和他聊过几句。2015年的时候，万众创业，资本鼓动了各种各样的项目，大家捣鼓着自己的idea，就这么摸索着前路。
但三明治一直绝缘于资本，有过两次擦肩而过。现在想起来，好险，幸亏当初把500万退了回去。
2016年4月，万千和依蔓相继来到三明治。三明治在第五年开始有了线月，我们研发出了“每日书”。
2021年三月，三明治就十年了。我不清楚自己算不算达成了当初的念想。整个内容行业早已沧海桑田，达不达成已不重要。三明治本身成了一个值得还可以坚持的存在，更重要。
三明治在内容媒体不断萎缩的当下中国，肯定会坚持二十年，三十年的。越少人做，我们就越要做。而且我们不断在把握中国社会和人群的脉搏。现在，人和城市空间的关系慢慢的变重要。我们在时隔四年之后，重新开展了对上海五原路附近“555”区域的研究。我们对自2020年以来涌动的播客热潮进行了梳理和深度访谈。我们还开发出了三档播客节目，《新气集ThinkAge》、《三明治电台》和《北海怪兽》。
在过去的十年，三明治的记录很难说为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留下什么正史或野史。但如果你想任意跳转到过去十年中的任意一年，2011，2015，2018……三明治总能让你看到一些故事，当时的人们在想些什么，社会心态环境是怎样的，总有一些注脚。
我们这一批最初的“三明治”，在三十岁上下才有机会思考自己是谁，思考什么表达方式最对自己最合适。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机制带来的“延迟觉醒”，在育儿的过程中我更多体会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便建立了面向儿童的“三明治写作学院”。让孩子们从小就用自己最真实的方式表达，告别作文式的套路和被塑造的情感。现在，第一批三明治写作学院的孩子已经很快成年了，他们有的也加入了三明治的“每日书”，从而使三明治从儿童到老年的写作人群全线打通了。
“让每一个人开始写作”是我们曾经的Slogan，今天这句话仍然没有过时。项飚说：“群众式非虚构写作”是三四十年以来高速悬浮式、高铁方式发展的中国社会在捕捉自己身边的情况，用比较精确、细致的语言讲述出来的能力。”他认为，“长期的群众式非虚构写作不仅会提供语言和思考的基本材料，也可以通过写作实现心理治愈的功能。”
写作是一种观察、社会互动和自我疗愈，这些功能已经在媒体把写作权全面交回个人之后变得越发明显了。写作在某一种意义上已经去掉了之前投稿成名的那种功利心，变成一种更为纯粹的自我表达。它退回到一个日常的位置，如同摄影、瑜伽或者健身，关乎自己的吐旧纳新和个人视角。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不需要给大众的写作背负上太大的责任和意义。
我自己也想继续写。2011年三月出版的《民主是个技术活儿》是我出版的第二本书。这过去十年间，我在三明治主编出版过五六本书，却深知那些不是我自己的作品，是三明治写作者的作品。我已经远离深度的写作长达十年之久了。而且还面临着新的文体和个人口吻的困惑。
公共性的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面临很大的困难，要顾忌和抗衡的东西很多。越来越恶劣的网络环境让人欲言又止。再加上自我要求在逐渐提高，下笔也踌躇起来。
在三明治我看到四十岁以上的写作者很多，年资最高的Mabel奶奶八十多岁了还在每日书不断写着。他们都给我很多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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