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曼联时任队长罗伊-基恩抱怨主队球迷根本无暇关注比赛进程，只顾着咀嚼鲜虾三明治。俏皮的媒体借基恩之口，将这群富有的新球迷群体戏称为“鲜虾三明治队”。
过去十年，“鲜虾三明治队”在不断壮大的同时，还衍生出了花样繁多的新队名：比如“鱼子酱薄饼队”或“芝士薯条队”。
想要了解过去十年现场观赛球迷群体的变化，你不妨去观察他们手中的食物。就像“草莓蘸奶油”是属于温布尔登的零食，肉馅派、啤酒、汉堡也曾是英国足球比赛的标配。但如今，这些传统意义上油腻的垃圾食物，正和那些油腻的中年劳工球迷一样，逐渐在英国顶级足球联赛的场边消失。
取而代之的，除了“鲜虾”、“鱼子酱”和“芝士”，还有在行政包房内，一边享用美食，一边透过玻璃窗观看比赛的“羊排红酒队”或“银鳕鱼白酒队”。
热衷于延续传统的英国人并没有完全让啤酒、肉馅派消失。今年4月，托特纳姆热刺搬进了新白鹿巷球场——这是全欧洲俱乐部单独投入最高的球场。球场内就有一个微型啤酒酿造厂，每分钟能产一万品脱的新鲜扎啤。顺便说一句，这些啤酒还是免费的。当然，你也别高兴太早，因为酒虽能免费畅饮，但球票和肉馅派的价格涨了不少。
经历30年的中产阶级化后，英格兰顶级足球正越来越迎合富有群体的需求。过去10年，这个群体的地域性也逐渐被打破。以我自己为例：一个上海人，工作在谢菲尔德，持有阿森纳季票。
英国足球作家汤姆-瓦特将此现状称为：足球返古。过去十年的英超联赛正在让足球回归19世纪：当时足球是专属于少数阶层的特权游戏。目前，阿森纳最便宜的季票（季票只是联赛，套票含联赛杯、足总杯等）高达891英镑，是巴萨的8倍，拜仁的10倍。阿森纳、曼联、利物浦这种级别球队的比赛，看台上历来不乏从票贩（或者票务网站）手中购得高价黄牛票的外国游客。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俱乐部逐年增长的票价，并不会减少来自全球市场的需求。
一些俱乐部机敏地意识到了票价的问题，于是开始撰写方案、试图恢复站票。这么做，在市场营销层面极为讨巧。因为尽管足球观赛慢慢的变中产阶级化，但足球这项运动的卖点仍是对劳工阶段传统和文化的怀旧。考虑都如今英超联赛的全球影响力，即便站票一经推出，也会被炒到一定高价，最后落入中产阶级手中。
过去十年，资本加速了高水平竞技足球的转型。也让足球，这项过去被定义为暴力、肮脏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开始变得安全、干净和中产阶级。话说回来，这种转变倒也符合英超创立之初，领袖们对它的期望：拉拉队，电视转播合同以及洁净的厕所。
球场在疏远劳工阶层，但与之相反，最优秀的球员却还是来自于劳工阶层。道理不难解释：想要在足球或其他运动上有所成就，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更需要从童年时代就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中产和精英们，大多从小忙着弹钢琴、上补习班、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哪有时间专注于一项“无关紧要”的运动？
这让人想起了博格巴的一段采访，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他说：“在市郊，我们只有足球。无论在学校还是社区，每个人都踢球。那些游手好闲的孩子们，会因为踢球而有事可做，而且不至于闷在家里做傻事。”
过去十年，劳工阶层在发达国家或高速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被逐渐缩小的人群。传统意义上的本地劳工阶级，如今正在被移民和社会边缘人群所取代。在西欧国家中，这些人大多群居于大城市的郊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去年世界杯夺冠的那支法国队中，大多数人来自城市郊区，或者拥有移民背景。
参加俄罗斯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员中，有将近一半来自巴黎和里昂的市郊。姆巴佩、博格巴、坎特和马图伊迪都是巴黎郊区人；主力中卫乌姆蒂蒂，替补出场的费基尔、托利索则成长于里昂市郊。
他们的父母，基本没其他改善生活的途径，所以一心想着让自己的儿子们成为职业球员。博格巴的父亲，一名几内亚移民，每次都把足球充得和石头一样硬，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孩子们提高射门能力——三个儿子日后都成为了职业球员。
2014年，我在母校观看过一场曼联U19青年队对阵拉夫堡校队的比赛。曼联阵中的右边锋兼队长表现很抢眼，几次加速摆脱简直让校队后卫生无可恋。不久之后，我们在英超赛场上见到了这名边锋的身影，他的名字叫马库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成长的威森肖地区，是曼彻斯特有名的移民聚集地。在如今的曼联青年队和青训学院里，多的是和拉什福德出身相似的球员。
我之所以会对“威森肖”这个晦涩难记的地区名记忆犹新，是因为2016年，即拉什福德一举成名的年份，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外遇到过一位从小看着拉什福德长大的街坊邻居。他说过一段悲伤的自白：我从拉什福德6岁时就开始看他踢球，我是他的球迷，但我现在已经负担不起他比赛的球票。
于是过去十年，有那么一批球迷像这名拉什福德的邻居一样，在其他人争先恐后“进来”的同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去”。
上文提到的英国足球作家汤姆-瓦特就是这里面一个选择“出去”的球迷。作为一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阿森纳，并曾经持有阿森纳小额股份的骨灰级球迷，过去两年他现场观看家乡球队切尔滕纳姆镇的频率已经反超阿森纳。
切尔滕纳姆镇足球俱乐部目前征战英格兰第四级别联赛，在这个圣诞节礼日大战输给普利茅斯后，目前排名联赛第七。但这都不重要，因每个周末比赛日就是小镇上的熟人聚会，邻居、杂货店收银员、餐馆服务员以及面包店老板都会聚集在球场内为家乡球队助威。正是这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让50年前的瓦特爱上了足球。
2017年，我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座小镇结识了布莱恩-斯拉特，一名无望的弱队球迷。见面那天是周五晚上，他支持的家乡球队托奎联之前已连输五场，此时比赛还剩30分钟，6连败近在咫尺。
很多球迷对托奎联这一个名字感到陌生。这不奇怪，因为它征战的是英格兰国家联赛，处于第五级别。相比足球，此地的炸鱼薯条更为出名。
“该死的，真是烂透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这群蠢驴踢球了！”布莱恩愤懑地诅咒道。我好心相劝：“哥们，只是一场比赛而已。说不定下场就赢回来了。”谁料此话火上浇油，他迅速扯下脖子上的俱乐部围巾，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神奇的反转来了，四天后他又出现在了普兰摩尔南看台，为一场无关紧要的足总杯比赛嘶声呐喊，如你所料，他们又输了，而且这之后又连输三场。但发誓再也不看“蠢驴踢球”的布莱恩，不仅一场没落，似乎还有些乐在其中。
这不禁让我想起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写过的一个段子：两名老妇人前往山区旅游，中午在一家饭店就餐。其中一个抱怨说：“哎，这地方的食物糟透了！”另一个回应道： “可不是吗，而且份量还那么少” ！
作为一名典型的弱队球迷，布莱恩常常会陷入寂寞、痛苦乃至绝望，但又觉得一切逝去得太快。
2016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还去看过一场这十年来最奇葩的职业足球比赛。不仅球队名字冷门到连英国人都闻所未闻，去他们球场看球更是远比想象中艰难。我记得当时换乘了4辆火车，才勉强抵达车站，下车后发现既没有公交也没有出租，最后还是搭了一辆俱乐部员工的顺风车才到的球场。
这支球队的名字叫阿克灵顿-斯坦利，那晚我受邀观看了他们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英乙附加赛半决赛第二回合。
他们的对手是AFC温布尔登队，终场比分2-2，但这都不是重点。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球场突然停电了，照明灯意外熄灭长达10分钟。此时，俱乐部的御用电工——一名志愿者兼现场球迷，从人群中杀出，叼着手电筒就开始冲向事故现象。一番抢修后，球场恢复照明，起因也浮出水面：一位替补队员被换下场后前往更衣室冲澡，不料水管漏水，触及电线。
“其实今年我们球场已经有了明显改观，至少设备都能正常使用。”坐在我身边的俱乐部主席安迪-霍尔特继续刷新我的眼界，“你看，球员还能在下场后去洗个热水澡。要知道过去几年，球迷们上完厕所都不准洗手和冲马桶。”说话间，他指向了球场内唯一的卫生间，“就是这，以前只要消防车一来，那么半场休息时谁都不能抽马桶。”
阿克灵顿-斯坦利是英格兰职业足球联盟92名成员中，规模最小、预算最低的球队。究竟有多低？俱乐部每周的运营预算仅为15000英镑，相当于曼联中场博格巴每11个小时的工资收入。要知道，他们不仅需要靠这笔钱养活整支球队，还要维护一个自营球场。
因此，斯坦利最大的愿望就是“活下去”。与之相符，俱乐部的口号就是——永不消亡的俱乐部 (The Club That Wouldn’t Die.)。
过去十年，我在英格兰看了不少球，多到我已记不清大部分比赛的比分。至于那些被媒体渲染成“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比赛，我有时甚至连年份都会搅混。相反，我却对那些落魄、衰败的小球队以及他们场边、穿衣打扮没那么显眼的球迷记忆犹新。
球场是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人则想出去。就在这无数次“进来”和“出去”间，我逐渐意识到：关于足球，尽管有些东西一直在变，但有些更宝贵的东西从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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