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次数： 31 发布日期： 2024-02-17 04:58:50 来源：米乐电竞 作者：米乐官网

  2000年初，诗人翟永明在新浪博客上收到一位同省网友发来的“小纸条”，表达自己对《女人》组诗的喜爱。她回复并打开对方的主页看，写过很多诗，震惊的是，对方说自己是个初中生。2013年，翟永明为北岛、芒克等创办的诗刊《今天》组稿，在网上看到几首原创诗歌，觉得写得不错，就向它们的作者——一位笔名叫“余幼幼”的网友约稿，联系上后，对方说，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小孩儿。又一个十多年过去，现在她们成了忘年交，偶尔聚会、聊天。这是诗歌代际、时间的有趣之处。

  再说起这件事的今天，余幼幼在诗歌圈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因一种持续而受到认可的写作，她被称作“九零后诗人最早出道的其中之一”，“14岁开始写诗”时常被标注在与她创作者身份有关的简介里。但是，她说，早年在网络上刻意隐藏了身份，不想让诗歌论坛里的大人发现了自己只是一个小朋友。

  2023年10月，我在阿那亚诗歌节见到余幼幼，她从成都来主持一场诗歌工作坊。没有与诗人们走得太密——事实上，除了“上班时间”，北岛、西川、巫昂等几乎所有诗人都是与游客无异的自由来去状——一直在余幼幼身边的是一位同龄画家朋友，看两人玩耍、嬉笑，说一起住“宿舍”的时候，会想到她的一句诗，“女孩们聚集一起/互相触碰/不扎手/且十分可爱”（《奇思妙想女孩乐园》）。

  余幼幼生于1990年，她的创作起点伴随着80年代诗歌热的退潮、网络论坛诗歌的爆发。一个当时出现的诗歌流派是下半身写作，尹丽川、沈浩波等“露骨”的身体性书写受到争议。余幼幼并不归属于这个流派，但她在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后、正式以诗人身份进行的部分身体性书写的尝试，也许还加上没有一点指意的笔名中“幼”字与她本人的年龄、容貌得到公开等综合因素，让她也经历过一段令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网络暴力”。

  那时她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女性意识萌发，加上开始恋爱、接触亲密关系，结合新的经历和心理、生理变化，写下了一系列诗歌。以《法国电影》为首，因行文中出现“”字眼（“”是那部法国电影的名字），诗歌论坛对应的帖子下、她的博客留言区被陌生人的声音充斥，“说得特别难听，人身攻击，羞辱”，“还有一些媒体属性的博客专门写文章来骂我”。她委屈地躲在宿舍里哭过，现在回忆起仍无奈地说，自己当时还未成年，甚至，性经验还是空白，“它纯粹写的是一部法国电影，跟我自己完全丝毫没有关系。”

  “后来很多从未谋面的人对我有一种早期写作上带来的刻板印象，觉得我在生活里就是一个很浪荡的女人，再见到我本人过后发现完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余幼幼已经回到家中，在两只呼呼大睡的猫旁边与我通话。半个月前，她刚写完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的创作生涯马上就要进入第二十个年头。“我还是想我现在的东西能够被人阅读。我的人生在变化，我的写作也在变化，我现阶段的写作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写得慢慢的变好了，但是大家对我的印象好像还停留在当初。”

  余幼幼目前出版的诗集和小说（从左至右：《7年》《我为诗诱》《不能的风》《猫是一朵云》《乌有猫》《我空出来的身体》《擦身》）

  余幼幼和两只猫住在一起。她将对猫的感情概括为“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纯真无邪的爱”，有猫的生活是“充满爱意地打发时间”。疫情在家时，她看着它们时而成为一条、一摊、一片或一朵，用油画棒画下了“猫的流体力学研究”，并写，“午后，我和猫一起在屋子里流动，阳光照到哪里我们就流到哪里。软体身躯蜷曲成各种好看的形状和难看的形状。猫自始至终都比我容易成形，我不羡慕。”

  这本自带插画的小说集《乌有猫》在21年出版，用一种可爱、童稚的语言风格。余幼幼说，这是有意“还原动物本身带给人的感觉”。余幼幼也给我类似的感觉。采访间隙，她会轻声哼两句歌，再恢复大人模样地表述。她还经常会说“不知道”，不知道小时候喜欢写诗长大了能干什么、不知道就是不想上班了之后怎么一步步更好地养活自己，她的生活不倚赖过多的规划和思虑，先去做。创作是相同。为纪念两只去世的猫写下的诗集《猫是一朵云》，成为她写短篇小说《乌有猫》的契机，写短篇又让她找到写长篇的语感，就这样写到今天。“我的创作完全出自我生命最本能的欲求。以前我灵感的第一反馈是诗歌，但到了人生某一个阶段，它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量，我发现我要用新的体裁（小说）来承载我的生命。”

  写诗，是第一个本能的欲求，出自小学五年级就讨厌写作文的余幼幼。她成绩不错，但经常挨语文老师批评，因为不按学习要求或总是较真一些不该较真的问题。家里的电脑是压抑和不开心的情绪得到转移的一个窗口。她打开网络聊天室，然后是乐趣园、榕树下，直到在诗歌论坛上看到无数国内外诗人的名字，顺着超链接点进去，一首一首读完，很震惊，和课本上教的完全是两回事。她找到了兴趣点，上网更频繁，爸爸不得不时常拔掉网线。“门上有一道缝/我常透过它/窥视外面/一个变了形的缩影/的世界”，这首被定义为余幼幼“处女作”、初中时创作的《缝》，就是她上网时间太久、被妈妈打了一顿，难过中写在本子上，周末再悄悄腾到博客上的。

  在诗歌中存放“小小的悲伤”，一边从各种流派中吸收营养，一边寻找自己的语言，余幼幼十八岁前首发于网络的部分诗作，后来收录于《7年》，被评论家称显露“才气”和表现了“特定年龄阶段的心理症候”。在特定年龄写诗的背后是学业成绩的下滑。余幼幼的父母都是教师，分别教物理和化学，不想妨碍她做喜欢的事，但也建议在找个好营生的基础上。她听劝大学报了财务专业，没想到“对数字不敏感”，“啥也没学会”。她写过一首叫《余会计》的诗，还自我调侃，如果真的去干专业相关、记账的工作，可能“现在应该在坐牢吧”。

  年轻的诗人也经历了一个从“有时候花整天的时间看电影”（《爱情是人类的通病》，2010）到“背负拥挤、尘埃和尾气”（《私人生活》，2016）的社会化过程。她做过杂志编辑、出版编辑，实在没办法忍受早起、打卡，“用极少的成本换我的时间和自由”。和朋友合伙创业，又遭遇更大的难题：对她而言，当生活状态动荡不安的时候，创作很难稳定持续的输出。从应试教育到社会工作，热情、兴趣被“磨损”和“掠夺”再正常不过，她不喜欢，但她意识到必须面对和改变。

  这个阶段，她开始写一些去（超）性别意识诗歌如组诗《十三月》。过去接收到的网络恶意让她“想开了”，“随便他们怎么说，我不能拿别人的无知和愚蠢惩罚自己”；随后面对现实的理性，带领她的阅读审美、创作风格也走向理性思辨，气质更冷冽，她均视之可喜的进步、“情感居于次要的逻辑训练”。与此同时，给人留下的印象与早年形成了反差，一些社交场合，“很多人会害怕我，觉得我写得尖锐、有攻击性，预设我应该是个不好相处的人。”

  日常生活中的余幼幼对自己的形容则是很“恍惚”、“笨拙”、“健忘”。她举了几个例子，同样在网上订差旅，朋友计算出的方案就是比自己的更省钱。去办事会迷路，或者因为忘带手续证件来回跑。也许所有敏感都投入到了创作当中，她总觉得不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面浪费精力和时间，期望自己“省力地活着”。

  2018年，余幼幼开始自由职业，将大部分的时间投身于写作。为了区分生活和工作，她在家对面的公寓楼里又租了一间工作室，上午阅读，下午写作，晚间画画。

  这几年，余幼幼的生活看似更简单和人际单纯，但并不单调，她把更多时间用来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偶尔和朋友见面。同住成都的还有翟永明、何小竹和李万峰等几位诗人朋友，也有小说家七堇年和周恺，不过，余幼幼也说，自己还有很多发小和职业差异化的朋友。新的结交则靠偶然，一个在春树小说《乳牙》活动现场找自己签名的年轻人，后来在自己的占卜诗文学项目现场再次碰见，由此交流文学和诗歌翻译，关系变得不错。“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我的创作，写出来能被人喜欢是一种机缘，创作者和读者就是互相寻找的关系，也有运气的成分。”

  接受采访时，她给出的关于创作的回答都很具体，反应很快，显然是深思和面对过的，如呆坐一天越写（改）字数反而越少、很多头脑中跳出来的想法没办法用文字呈现。这些外人看来有些自在、好玩，带给创作者的是切实的沮丧和痛苦。

  2015年之前，余幼幼只写诗，写到三十岁左右，她希望自己从“过分的理性”中挣脱出来，回到感官性和直觉中去，“抵达真正的自由”。这时她会在喝一杯水时联想到人的创伤，结痂成为潜水艇穿过胃、生活和梦境（《饮水之时》），在妇科做体检，想象女人身体里的蘑菇和溪流（《体检》），感到地铁里的人潮涌动像是“群居却不相爱”的地下生物（《2号线号线》）……每天都在追求进步，思路也会受阻，写作陷入“停顿”。绘画在某一些程度上解放了她。因为纯自学，没什么自我要求和包袱，就当成了玩儿，心态更轻松，还带来一股想写完赶紧去画画的助推力。从蜡笔试到丙烯材料，题材聚焦到猫身上，越画越好的作品，后来组成她收入的一部分。

  经济的问题上，余幼幼很早就立志不依赖父母，她说，只有在经济上靠自己才会获得对自我的掌控，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我做什么人生重大决定，只要通知他们一声就行了！”不上班的前提是确保了收入来源可以养活自己。一开始，她会接商业文案，甚至写过保险理论书籍，这和自己的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模式，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会侵占时间和精力，但是能带来可观的报酬。后来慢慢积累、沉淀，她有了更多的谋生路径，就不再接触与文化艺术无关的工作，只接自己最喜欢的。但目前，诗歌稿费和诗集出版的版税还是只能占三分之一，余幼幼坦言，诗集初版依旧很不易，“其实大家面临同样的窘迫和现实，很多诗人的作品很难出版，因为诗集大多不赚钱，更多有赖于出版商本身的情怀和产品多样化的考量。”这也是不少诗人都有另一重职业身份的原因，诗人几乎存在于各行。

  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余幼幼，也有自己的节奏和步伐。随着对个人生活的新的感知投入到艺术工作中去，她在很多合作项目中逐渐显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创造的思路。21年，她在重庆时代美术馆做了艺术展览《一个新的盲人》，主题来自她的诗《读后感》中的一节——“第三个下午/文字从/出水口流进下水道/一本空白的书/浮在水面/我——/一个新的盲人/独自坐在浴缸中”。展览的白色空间由诗中提取的日常物件组成，它们也均被涂抹成白色。空间整体像一张写作用的白纸、立体的书页。余幼幼想通过它说明，诗歌不在远方，而在我们的身边，任何细微之处有接近诗的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种非常恳切的心情，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去读哪怕一首诗。”

  还有不少新奇与巧合。余幼幼在阿那亚诗歌节上的工作坊，主题叫“日常的奇迹”，讲了她如何背离原定的艺术展主题去做了另一条思路。今年三月，她在重庆筹备另一个与在地文化相关的展览，突然觉得很羞耻，刻意搭建出来的艺术装置与当地人文风貌格格不入，“我的东西在那不成立，没有与当地的关联和生长的根系”。

  直到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位原住民“下浩六哥”的故事，老屋被政府征用，搬离之前，他用粉笔在老屋的墙面写了许多诗篇。她觉得这才是真正与当地有连接的创作，便邀请他一起来做个展览，地点就在下浩，取名《不确定的距离》。六哥作为一个原住民，余幼幼作为一个“闯入者”，不同身份所携带的叙事张力在两件诗歌空间作品的并置中，也许会形成一种对话或呼应，也许会产生一种冲突或隔阂，或相近或遥远，在不确定的距离之中期待生成一个新的语境。

  两人之后成了朋友。对方名叫黄文轶，小学文凭，一直未婚，在父辈留下的重庆老屋里住了五十八年。余幼幼发动所有当地的朋友才找到他，老人不太会用网络，专门为余幼幼的事充了话费、下载微信。展览过后，两人会相约吃火锅，平时联络更多的是发猫的照片，不聊诗歌，这份平等的交往，又好像是当年和当下的余幼幼、翟永明。

  “他特别自洽，尽管贫穷，他也很享受他的生活。”余幼幼仍然对黄文仪老人充满赞赏，包括他的诗，“他的诗从来不写在纸上，他说他写在脑子里，他可以记住，可以每时每刻背诵出自己的任何诗歌，像有一种超能力。”

  有想法而冷静，对宏观的意义总有所消解，但说法又十分合理，这是余幼幼给我留下的印象。哪怕话题从他人的生活观念转换到自我的生活保障，她的反应也会出我预料——用略带玩笑的语气说自己算过好几次命，都说“这辈子不会大富大贵，但也不会穷”，但这样已经很满足了，实际上，她也并不太在意这一点。“我是一个悲观的人，”余幼幼最后说，创作也好，生活也好，“也许我看待结果的时候没那么地乐观，但这并不影响我积极地生活、面对着一切，我仍然积极地活着。”

  三明治：你在阿那亚诗歌节的工作坊上提到一些艺术家朋友，说大家都过得挺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是个什么状态？有具体的例子吗？

  余幼幼：很多艺术家生计都是成问题的，他们没办法只专心地做艺术，他们还要去做别的事儿来补贴自己的生活，再用另外的时间去做创作，甚至有些人连自己作品的成本都难以负担，做一个东西出来的成本。

  有些具体的例子，但我觉得不太好讲。他们还没机会被看到、被更多的人接纳，或者说如果艺术是一个市场的话，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一个市场当中，良性地供给自己的生存，保证自身的艺术创作可持续。曾经有一个艺术家，很年轻，就说，哎呀，我都要去送外卖了。大概是这样一种状态。

  余幼幼：我也没有进入市场，我只是在纯文学的小范围内被认知罢了，你说诗歌有什么市场呢？

  比如说一篇小说，它的商业转化性是强于诗歌的，它可以影视改编，比如说绘画，它是艺术品，也兼具了商品属性，它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市场流通的规则，有一个正规的渠道以及完善的市场体系。诗歌是没有的，诗歌最终抵达到读者面前可能有千奇百怪的方式，最终反馈给到诗人本身的东西近乎是不可知的，这也使得诗歌能保留一些纯粹。

  当诗歌有拥有商业化的可能性，为商业服务的时候，它的结局大多就变成了文案。

  余幼幼：不抗拒，这也是我收入的一部分，这方面从来不拧巴，该赚钱的时候就赚钱。甲方找我写个啥东西，我就当成工作做就好。

  三明治：但是当诗歌以一种文案的形式来创作，和以自己的作品的形式来创作的时候，思维好像是不太一样的，该怎么分清呢？

  余幼幼：我对自己的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判断、审美，而且我觉得写作并不用去捍卫什么，也不是某种策略，而是很朴素的一种内在生命的释放，反映出来是一种创造力和想象力，这跟我做商业写作这一块完全不一样，面对的对象不一样，一个面对的是严肃文学和自己的理想，一个面对的是甲方需求。

  余幼幼：那个阶段没有教会我怎么去创作，它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教会了我面对现实。

  创业是极其艰难的，它让我非常直接地去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以及生存的问题。包括它给我写作上造成的阻碍，这种很客观的矛盾，让我彻底意识到，我的创作一定要在我解决生存问题的基础上，才会更稳定、持续地进行。我个人需要这种保障，因为我要我的创作是可持续性的。

  我觉得要写出好的东西，一定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认知上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让我明白一定要去解决生存问题，解决了过后我才能更好地写作。想明白之后和具体去做还是有一段距离，付诸于行动就行了。

  很多时候我都把自己看做一个普通人，警惕过分把自己当回事儿，去自我中心化。人先活着，活着很重要。生活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我的写作一定构建在我的生活之上。我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给我的写作搭建的稳固的基石，并不是写作素材的基石，而是让我的创作能量可以推进的一个东西，是一种安全感。

  三明治：你对自己的作品的要求是什么？写下什么样的东西自己会觉得满意，何时不满意？

  余幼幼：具体到一句诗、一首诗，可能是写下来我的内心有波动，有一种兴奋的时候，我会觉得满意。但更大的满意，我只能说我在每个阶段都尽量去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最后到底能不能写出杰作，不是我主观意识能够决定或者判断的。

  不满意的，比如说创作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惯性当中。惯性写作很可怕，有时候貌似是喷涌而出，啪啪啪写了很多，控制不住，其实很多时候是无效的自我重复。因为你之前有写作经验的积淀，你可以非常得心应手地使用你的经验，这是不行的，像没有刹车一样从一个坡上冲下去，你当然觉得爽了。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我们肯定要克制，克制这种欲望，缓慢地写，要有停顿，才会有新的思考。

  我对自己创作时出现一些让自己很爽的时刻，是保持警惕的。反而一些进行不下去的时刻，让我觉得更加珍贵。当它卡在那儿，我能更加专注于解决这一个问题，它会刺激我想要去寻找更多的答案。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有新东西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以小说为例，我在构思一个情节，但是写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卡住了、写不下去了，然后一直卡在那儿，一直写不动。过了一段时间，我再重新去写，有极大几率会出现新的思路，甚至比之前更好的构想，这就是因为停顿带给我一种重新的反思，让我觉得以前那条路行不通，让我选择了一条更好的路径。

  在这个停顿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去找更多的方式、吸取更多的经验，阅读也好，不断地输出、融合、解构、重组。反正总比不带脑子、一下子把它写完，带给我的东西是更多的。

  余幼幼：当然痛苦。这个痛苦是必然的，也是一个创作者的常态。接受它，一种要疯不疯的感觉。所以说实话，不工作、天天坐在家写东西，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但你会经常感到虚无，有一种没由来的、莫名的痛苦，我觉得这某一些程度上表明了你在进步，你在思考。如果你不思考精神问题，你就不会有精神危机。精神危机并不可怕，源于你的渴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会产生一种张力，或许也会产生痛苦，那或许是有利于创作的能量，它会促发我去做出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或是沉下来学习，等待一个顿悟时刻的来临。

  余幼幼：这本书比较治愈，它看起来还挺流畅、直白的，但其实是我刻意为之，实际上也停顿过。因为写小动物嘛，我想让文字更灵动、更朴实，还原到动物本身的一种原始状态。

  这本书我改了三版，第一版写出来，技术上还应用了蛮多修辞的，后来全部改成大白话。有一些人读了觉得我写得没深度，语言太过简单了，我说我想追求的就是一种纯真极简的语言，因为我觉得年纪越大就越容易丧失一种自然、简单、童趣，我想用一种大白话，像小孩子那样去找回我们丢失的纯真，不让它有任何的修饰。

  三明治：写诗对你来说会慢慢的难吗？也许随年纪的增长，或自我要求越来越高。

  余幼幼：没有，不会越来越难，还是挺好的状态。它已经变成了我要持续做下去的一个事情，肯定有困难的时候，但并不代表越来越难了，因为我享受着这个事儿，爱琢磨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乐趣。客观上的困难也是阶段性的，不是连贯的一直会更难，或者一直更容易。

  写诗不会随着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成熟变得有多容易，也不会因为我的追求慢慢的升高了而慢慢的变难。可能写出好东西需要有一定的天赋，还有努力，当然也还有很多偶然性。

  余幼幼：因为绘画不是我的专业，我对它没那么多的野心和诉求，我不需要在绘画上实现什么目标以及理想，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休闲方式，带着一种娱乐、玩耍的心态，画的时候更加愉快。

  写作就不一样了，写诗是我目前来说最大的追求。我希望写出好的诗，这个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肯定是出于一种公共性的认识，是诸多综合性的因素的评价，不是我自个能评价的。但甭管怎么说，是希望写出好的诗，要是没有完成我会很遗憾，但我依然接受，反正我已经来过这样一个世界了。

  余幼幼：成名和走红并非我的实在追求，更何况这件事本身就没发生过，诗歌永远都处于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它从来都不在主流关注的中心，我真实的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多一点人看见、阅读，便已经格外知足了，目前我还能靠这个生活已经十分幸运了。

  而且我是被互联网影响的一代了，没有互联网的话，我是没办法打开视野的，洗去我被教化的那部分，2000年左右，我经历的那段互联网时期，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益处，利用互联网认知了国外的诗人，很多历史、文化、政治、音乐、艺术、电影……

  我当时对于好、坏没有筛选的标准和判断，就是一种量的积累。但是审美是需要这种量的增长、叠加，来促成它的提升以及变化的。主要是因为网络上的各种创作我都看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对诗歌感兴趣，进而在生活里也去关注、钻研它。能够说是互联网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它完全给了我和应试教育不一样的反馈。

  还有比如说，我们教育里有意要塑造我们的一些信息，我通过网上冲浪发现压根就不是那样，我在生活中又继续去探寻、学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进行了新一轮的自我教育。

  三明治：以前你说自己的诗人身份更重要，后来变成了说自己先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诗人。何时开始产生这种变化的？为什么？

  余幼幼：三十岁对我来说是个节点，我的很多观念是从那时间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的。随着我年龄增长，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沉浸在生活本身、自己的生活境遇里面是更重要的。

  我没有那么激烈了，变得平和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我更接纳了自己，我接纳了我的所有，我不再抵触我身上的某一些毛病或者庸俗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人。

  余幼幼：其实就是我没有被庸常所淹没，从中提炼出一些东西，把它转化演变、来加工，创造成一种精神性的事物。我能持续地作为一个创作者做这件事，这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出现的奇迹了，对我来说就很不错了。

  余幼幼：有一首诗是跟女性相关的，《体检》，我还蛮喜欢的。当时我去做了一个全套的体检，检查完，我就回来写了这首诗。还有《修复之年》这首诗，是写疫情过后的感受，相信这些共同经历能带来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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